受访人   潘毅

采访时间 2017年4月20日
采访地点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行政南楼310室

采访整理 单雨婷

作者简介 潘毅，江苏南通人，1957年生。1978年进入南京大学学习，先后获学士、硕士和博士学位。1989年至1992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。威尼斯wnsr888(亚洲)集团有限公司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曾任南京大学副董事长。

复习四天去高考

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到农村，1976年回乡满两年，按规定有资格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。当时大队里面有小队，小队里面有贫农组长，大队的贫农组长会有资格推荐工农兵学员候选人，我被推荐上了，但当时推荐渠道可能不止一个。在等待推荐的过程中，我就想怎么总没有通知下来可以参加考试或者面试，等了个把月，问了以后才知道，考试已经考过了，根本就没有我，这是我在1976年的一个经历。

1977年初就听传说可能恢复高考，但当时我一直不敢相信会是真的。后来到1977年上半年的时候，没有任何动静，也听不到说要考。当时我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表弟，他在高中教书，他们学校里已经开始准备了，他就说可能要开始高考了。我也关心这个事情，因为当时在农村当农民干活，田里面的农活也很紧张，我是生产小队的会计，又是主要劳动力之一，所以天天在田里劳动，从来没有离开农田去复习，而且也不知道有关高考的消息准确不准确。

我确切知道要恢复高考，应该是在当年的9月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天在收完水稻的田里种麦子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(也是我们这个生产队的)过来找我，说:确定马上要高考了,大家都在原来的中学里复习了，你成绩这么好，怎么还在田里干活?让我放下手里的活，和他一起去原来上高中的中学，去上辅导课。我想:去去也好，所以我就放下田里面的活，和他一起去了。到学校听了一个下午的课,感觉进度太慢，我也没再去，从那时开始我就进入认真准备考试的复习阶段。尽管这样,我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地里面的劳动，还是照样天天出工，我认为作为生产队的干部，应该天天带领大家一起出工劳动，不可以耽搁的。

其实我高中的基础还是不错的，一方面我是七四届高中毕业的，我们这一届是“不幸中的幸运”的一批人，我们高中入学在1972年，当时邓小平回来当副总理，那段时间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所谓教育“回潮”。虽然也是天天学工学农,但是学校对课程教学还是比较重视的，我们正好在这个阶段，就比较幸运，基础打得还可以。

另外一个方面，我高中的任课老师，无论是语文政治还是数理化，都是被下放的知识分子。我的数学老师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，后来被下放；我的两位语文老师，一位是非常优秀的师范学校毕业的老教师，虽然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好，但语文课讲得非常好，一位是从南京下放的教师，普通话很标准,课也教得很好。基本上我的老师都算是科班出身非常优秀的教师，所以我在高中阶段学到了不少东西,受到了比较好的训练，教学内容的深度也很不错。

1977年，在江苏省正式的高考之前，还有一个预考。那时候没有什么复习资料可以买，应该说也没有钱买。我自小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把我上课的教科书、作业本那些东西专门收到一个地方，虽然农村很潮，物什也容易生霉,但是我一直没把这些资料丢掉，在高考复习时，这些就派上用场了。虽然已经离开学校几年了，但看到熟悉的教科书和自己做的作业本，还是很亲切的。整个高考复习阶段我记得我就买过一本资料，就是县中出的一个简易版的北京地区高考复习模拟题，一毛五一本，所以我整个高考复习花了一毛五分钱。这样我就利用工间休息和晚上的时间复习。工间干完活以后，大家聊天我就看书，那时候我看书的效率特别高，无论什么嘈杂的环境都影响不到我，复习的状态非常好。

预考大概在十一月底，我是去二十几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参加的。我感觉题目不是特别难，自己考得不错，但也不知道能不能进入统考，预考完了,我还是继续天天到地里干农活，照样做自己本来的事情，同时等消息。

统考前的一个星期，有人过来通知预考通过的考生，告诉我们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参加统考。统考是在县城里面。知道可以参加统考已经离考试只有一个星期了，我当时正在忙一个有关学习的现场会，我是大队学习辅导员，负责这个事情，知道要参加统考，我专门到公社请了假，他们批准了，这样我有了四天的时间，完整用于复习迎考。正好我姐姐家在县城，那时还有四天时间，我就想到我姐姐家复习，那里相对比较安静，所以我就离开了农村，去复习了四天,四天以后参加高考。

高考前要填志愿，我们高中毕业就在农村里面，没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。虽然我当农村辅导员，也能看到报纸的信息，但是对大学完全一无所知。填志愿的时候，我有一个亲戚在当时的南京化工学院，但我以为他就在南京大学，我以为南京就一个大学叫作“南京大学”。等拿到高考填志愿那个本子，我才知道原来南京有这么多大学。当时问了老师，知道南京大学是最好的，我也希望上南京大学。当时对年轻人能离开农村到城里当工人就是非常大的梦想，当科学家是不敢想的。选专业的时候，有老师在旁边提供参考意见，我就问他填什么专业比较容易录取，老师说化学。我们那年还要填二级专业，我问化学里面什么容易录取，老师说有机化学，因为有机化学要做实验，比较辛苦，可能好多城里的孩子不愿意读。所以我第一志愿就填的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。高中里的孩子，绝大多数对数学最有兴趣，其次物理，再其次是化学，所以我也一样。当时填志愿可以填三个，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；第二志愿填的是物理方向，南京邮电学院，具体二级专业不记得了，偏物理偏通讯的方向；第三志愿填的是数学，因为我当时最喜欢数学，想如果不能到好学校，到一个好专业也可以，所以我填的扬州师范学院，我想出来当老师也挺好的。

1977年高考是有政审的，但其实影响不大。我们家是贫农，家里面很穷，在解放以前没什么财产，成分算比较好，我肯定没受到影响。而且我感觉1977年到高考之前的政审，其他人受影响的也不多。这是跟邓小平有关系的，应该是从1975 年开始，邓小平就说要给所谓的地主、富农、右派“摘帽子”，就是通过进一步调查，确认够不够得上特别反动，够不上就要平反，把他们变成公社社员，1977年政审，他们这些人的子女也就没受什么影响，至少在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影响。因为我在我们生产大队做既做学习辅导员，也做所谓的材料员，材料员就是负责一些问题调查，写成材料供有关部门决策，“摘帽子”的事情也是材料员的工作之一，我们大队经过我这里的，原来所谓的“地富”的帽子，基本都摘光了。我印象中只有一个没有摘，因为那个人是跟日本鬼子有联系，是还乡团的头。所以那个时候考大学政审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。

后来参加最后的统考，出来感觉也还不错。因为基本的题目都能做。我记得数学是一张卷子，物理化学是一张卷子，语文是一张卷子，政治一张卷子。考完以后就没有任何信息，也没出来分数。出结果应该是到了次年的二月份。那一天我是到公社的另外一个大队开会，临近傍晚,有一个邮递员专程过来送录取通知书给我，那个时候要求把通知书送到本人手里，他已经到我们家去过，我们家说我不在，于是他又带着通知书送到我开会的地方，一看通知书是录取的第一志愿，南京大学有机化学专业。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感觉很复杂，既有喜从天降的喜悦，又有不知路在何方的彷徨。

励学敦行窗前读

那时虽然我已经二十二岁，年龄也不小了，但没出过远门，当时是第一次来南京。我有个表哥在南京当兵，他正好回去探亲，我就跟他一起来南京。那时候也比较简单,我记得我带了个木箱子，我表哥帮我一起拿棉被等过来报到。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没有钱，国家有助学金，所以也不用带钱。报到时学校里安排得很好，有接站的。来了之后到宿舍里，也没感觉到条件有多好。当时南京大学的集体宿舍，八个人或者十个人一间，小房子，上下铺，我们是被安排了十个人一间宿舍，是宿舍楼低一楼层顶头最小的一个房间，五张双人床，上下铺，过道非常窄。所以稍微胖一点的人就很难进出。有个印象特别深的事，当时的董事长匡亚明到员工宿舍来看望大家，因为我们宿舍正好就是进门第一间，一到就到我们宿舍来了，他比较胖，肚子比较大，想直接进到宿舍里有困难，侧着进来也有点困难，最后还是侧着进来了，因为侧着进来肚子可以往里面收。

我们同届同学关系非常好。我们七七级、七八级很多员工都成年了，像我是1957年的，年纪算中等,小的比较少,大的比较多。大的有四几年的，比我们大十几岁,小的也有，1961年、1962年的应届生。我们这届都比较珍惜学习机会，因为能进入大学太难得了，所以那时候我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，当时也没有电脑之类的娱乐设备。平时同学们基本上晚上教室熄灯了才回宿舍，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专门管宿舍的职工，晚上十点钟就熄灯了，大家晚上九点半回到房间里,洗漱、睡觉，熄灯后就聊一会儿天。同学之间非常关心,没有什么矛盾,关系很融洽，老的关心小的，如果有人有困难，大家也愿意伸出手来一起帮助。

我们进来的时候，还有一届工农兵学员，大家关系也挺好的。学校里曾经有高考进来的员工和工农兵学员之间的摩擦，但是也不严重。我们这个班是没有过这种摩擦的，也没有什么群体性的针对工农兵学员的事件。

当时化学系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与现在差别不大，我们那年招四个专业，无机、有机、物化、高分子，没有招分析专业，有一百多个员工，老师也差不多有一百多位，规模不是很大。当时副教授就算比较资深的，老师中有比较资深的教授，也有一些资历较浅的，讲师或者助教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当时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师上课要先旁听课，因为自已上不了讲台，稍微新一点的知识，他们也是不懂的。由于刚刚恢复正常高等教育，没有完整的教科书。我进校以后，帮我们的专业课刻了很多钢板来印教科书，基本上是上完一章节的课，就油印一张发给同学。那时候确实很简陋，教室也不够，学校就在北大楼后面搭了个平房，大家都把它叫做北平房，上课经常到那里。北平房是用毛竹搭的房子，地上还是泥土，放上有扶手的凳子就成了我们的教室。

我们学有机化学要做实验，那时候实验设备很简陋，仪器都是比较原始的。很多东西都要自己在实验室自己做，比如我们用的滴管，就要自己从玻璃管在煤气灯上拉成滴管，这都是基本技能。再比如塞子，不是后来我们要用的那种磨口塞，两边一套就可以，当时我们都要用橡皮塞，要自己打孔，把孔打出来以后把玻璃棒穿进去。

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很多，专业课和公共课的老师都有。因为老师都很认真地上课，也很希望把东西教给大家。也有大家学起来感觉比较困难的，那就是数学。我们学化学的员工很多都怕数学，一考数学大家都觉得考得太难了。

我们集体活动不多，但是也有。记得比较深刻的就是清明节一定会去雨花台祭奠烈士，因为是要集体走着去的。我们是化学专业整个大班一起去雨花台吊唁烈士，因为路走得比较远，而四月份的天，开始有点热，所以每次走着感觉很累。

那时候还流行过交谊舞，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比较正常,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去。当时主要的娱乐是看电影，因为学校礼堂每个星期有电影，一毛钱一张票。当时我的活动非常有规律:平时周一到周五都在教室度过,白天上课，晚上自习；礼拜六也会安排学习，一般是礼拜六或者礼拜五晚上去看一场电影；礼拜天有时候同学会组织去玩，逛逛南京的景点。

改变的岂止个人命运

临近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考虑去向。七七级都是包分配，大家都在考虑能到什么单位去。我可能跟很多同学不一样，我当时就想读研究生,想再念书。因为我爸爸解放以前念过私塾，但也没有念多少书，我妈妈是文盲，一个字不认识，所以当时我有个很朴素的想法:我要把书读到底，看看是个什么样子。就是这种朴素的想法支撑着我，要完成上一辈没有完成的学业。我一路过来就是这样，大学毕业就想考研究生，研究生毕业就想考博士，中间基本没有断过。硕士毕业的时候，因为缺老师，所以让我报到做老师，但是报到了也没让我参加工作，就读博士了。博士算是在职读的，但实际上也没有工作，博士毕业之后才留在学校工作。

高考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我们个人的命运，对国家的发展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。“文革”期间，高校教育暂停，人才特别缺乏。恢复高考选拔人才，对后面的改革开放和整个国家的发展都太重要了。对个人来讲，我能搭上高考这辆车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，没有改革开放，就不会有个人后面的发展。我们家在农村，当时除了当兵以外没有其他途径出来深造或者工作，所以高考算是我实现当工程师梦想的唯一机会。而且1977年、1978年高考对我们这些当时已经回乡几年的人来说，就更难得了,因为像我们在农村里长大的年轻的一代，如果没有高考，大家可能就会考虑找对象结婚,1977年高考时,我已经回乡三年多了，我在想，如果没有1977年、1978年的恢复高考，可能自己也就要考虑找对象成家了。如果成了家，即使后面机会来了,可能也不一定会参加高考了。尽管有“老三届”的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，但参加的人数并不是很多，真正进入大学学习的也非常少,我想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已经结婚了，有家庭，有自己的孩子，有责任要养家糊口了。高考给了我们在高等学校深造的机会，我们才有后面的发展，没有高考，就没有我们后来的一切，所以高考对我人生的改变是根本性的。没有高考，也许这辈子不会走出南通，更别说到世界各地访学交流，没有高考，做梦都没有想过会成为高校的教授，大学的经理、副董事长。我们是幸运的，因为恢复高考上了大学；国家是幸运的，因为恢复高考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。发自内心感谢党和国家恢复高考。

转载自朱庆葆主编《我的高考》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第一版。